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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下“潜伏”者 文坛酒中仙(组图)

发布时间:2019-05-24 22:40 作者:澳门千亿

  4月11日16时46分,文坛德高望重的长者林斤澜因心脏和肺衰竭告别人世,享年86岁。林老是笑着走的,临终前在他身边的刘心武后来说:“三十年来林斤澜大哥一贯对我释放人性中至善至美的光辉,他甚至把生命最后的笑容赐予了我,这笑容丰富的含义将滋养我的余生。”

  近日,林斤澜传记《林斤澜说》作者、与林老相识30年的温州作家程绍国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,在总结林老的一生时,他用了“完美”两字。

  “我的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,就是办学校,办小学;我的一生也只做一件事,写小说,写短篇小说。”

  1942年温州沦陷,日本伪政权要林丙坤出来主持温州一带的政务,他避而不进城。1953年肃反,遭人诬陷,竟将自己溺死在自家的大水缸里。而这些品德也影响了林斤澜。他说:“我的父亲一生只做一件事,就是办学校,办小学;我的一生也只做一件事,写小说,写短篇小说。”

  小时跟随教四书五经的外公,在外公的指点下,林斤澜阅读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。诸位姨母都会画画,外公常在一旁点评,给林斤澜留下深刻印象的是“空白”一词。程绍国认为:“读林斤澜的作品,可见外公作用细水长流。代表作之一《溪鳗》,留的空白多大!”

  林斤澜是一个学科全面发展的“优秀生”,跳过两次级。1937年,卢沟桥炮响,14岁的热血少年林斤澜没心思读书,到浙闽边境抗日去了,进了粟裕任校长的浙闽交界的“抗日干部学校”。

  生得眉清目秀的林斤澜还参加了“前哨剧团”,出演过《雷雨》的周萍等角色。在那里,他认识了同乡、后来一生为伴的妻子谷叶,他们十多岁就在一起演戏。谷叶后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届学生。

  1940年秋,林斤澜17岁,决定去延安。1941年,林斤澜抵渝,给茅盾写了一封信,在当时的形势之下,茅盾回信让他就近上学。“有了这封信,他才下定决心,考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。梁实秋、焦菊隐、郑君里、戴爱莲、叶浅予……都正儿八经地做了林斤澜的老师。这些老师都不是等闲之辈,大大开阔了林斤澜的艺术视野,为他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”程绍国说。

  素有“远看像赵丹,近看像孙道临”之誉的林斤澜,据刘心武回忆,“在戴爱莲麾下,学习过芭蕾舞,并曾有过若干次公开演出的经验……坐有坐相,站有站相,却又毫无做作,称为美男,实不过誉。”

  1950年上半年林斤澜离开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到了北京,在北京人艺创作组,1951年底调到北京市文联。在这期间,林斤澜成为从美国归来的老舍的助手,老舍寒腿,领导便派林斤澜下去采访,深入生活,为老舍写《龙须沟》寻找素材。程绍国说:“林斤澜到了北京金鱼池附近的贫民区,就闻到一股臭味。低洼,雨水倒灌,脏东西进屋,人要站在炕上。沟还没建好啊!可是素材还是要找。”

  1961年,林斤澜到西南,临走拜别老师沈从文,沈从文对他说:“送你八个字:走万里路,读万卷书。”开始林斤澜对这平常的八个字很纳闷,后来才明白,“走万里路”说的是人生风雨,一个人的经历、经验和经受。

  1946年冬,林斤澜与谷叶结婚,他曾自述:“我一生只做一件事,写短篇,一生也只有这一个女人。”

  邓友梅在《漫话林斤澜》中说:“我向上帝起誓,林先生是我见过爱情最忠贞,婚姻最美满的男人。他在台湾闹革命,被抓去坐牢,九死一生,太太天天到监狱送饭,立下情愿共死大志……举案齐眉,从没发生过口角。”

  林斤澜1946年到台湾,在1947年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中坐牢一年多,后来侥幸释放,警察局刚一释放才发现放错了,重新来搜,林斤澜躲在姐夫的煤船暗舱里,才得以回到上海。

  程绍国回忆:“林斤澜对当年的经历并不以为怎么怎么光荣,只说这是当年的人生。”

  “我出生入死过,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,我比他(汪曾祺)更了解什么是人间。”

  但1957年反右的时候,台湾的经历成为“把柄”,北京文联秘书长田家要扩大战绩,成立林斤澜专案组,他的《台湾姑娘》被批;他喜爱沈从文,又使他差点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。程绍国说:“林斤澜虽然最终漏网,可也魂魄冰冷。”

  老舍挨斗,林斤澜敬陪末座,不过最终成为“漏网”,密友邓友梅认为恰逢女儿林布谷出生,被林斤澜借机逃脱了;至交汪曾祺认为是林的性格使然:“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。这是他的保护色……在反运动中,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。”

  林斤澜则自认为与这两者无关:“我出生入死过,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,经过形形色色的时候。我比他(汪曾祺)更了解什么是人间……或许我记着鲁迅的话:横着站,鲁迅不断指名道姓,说文艺家碰死在自己的理想上。北京文联有人腹受敌,有人背受敌,有人腹背都受敌。我是横着站。”

  林斤澜自认从来没有揭发过谁,不仅是反右,所有运动,包括“文革”都没有。他的办法是“拖”,一边说要表态,而且要写得“深刻”一点,一边打起太极拳,直拖到新的政治风浪过来。

  “我的脾气比较好,改革开放初期,我请了好几拨有过节、有隔阂的作家到家里赴团结宴,做和事佬。”

  林斤澜幽默,几乎跟他接触过的作家都能说上一两件来。比如刘庆邦回忆,林老家的墙上挂着一幅用麻编织的猫头鹰,上面落有一些灰,林老对他们说:“猫头鹰都长毛儿了。”

  谢冕对程绍国说过一事:“作协大会,林斤澜住季羡林的房间,次日说:忽然想起一件事,季老发表《老年十忌》,第一篇叫《忌多言》。哈哈,可是季老一写就是十篇……”

  程绍国认为,林斤澜受儒家影响很大,温敦达观,笑朗心明,洞察世事,修身益人。林斤澜还受佛与道的影响,他对世界的感悟极其深刻,他的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智慧的风云。

  林斤澜说:“我的脾气比较好,改革开放初期,我请了好几拨有过节、有隔阂的作家到家里赴团结宴,做和事佬。”

  他重视青年作家的作品,对后辈不遗余力加以提携。在《北京文学》做主编的时候,刊发了余华的《现实一种》、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,刘震云的《单位》,刘恒的《伏羲,伏羲》以及刘庆邦、莫言等人的作品。

  记者:您对林斤澜的文章、为人并非一味称好,当年尚在人世的林老对这些“客观”论断有什么看法吗?

  程绍国:基本上我从头到尾都是称好的,我不用描写伟人的笔触,因为本身他是很平民化的,他不娇贵,也并不自诩高贵,在我的眼里,我觉得做人做到他这个样子,唯有两个字可以形容:“完美”。可以说他是个“完美老头”。完美是相对而论的,但是林老对于我这个“完美”的说法很不以为然。他觉得我把他写得跟“佛”一样。他说:“我不是佛,我也是有缺点的,并不完美。”他认为可以戏说他,我坚持不能戏说。

  程绍国:历次运动中,他都是战战兢兢的。其实他比一些朋友可能还要苦,特别是他在台湾监狱里蹲了一年多的牢,历次运动都要审查这件事情。最后还丢下一句话,“以后等解放了台湾,看你怎么说。”意思是,等那边的档案解密了,你林斤澜往哪里逃。所以他是很苦的,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东西都有那个年代的烙印。

  记者:不少人缅怀林老,更多谈到他为人端正,您认为林斤澜的人格与文格是如何形成的?为新一代作家留下了什么宝贵精神遗产?

  程绍国:林老临终时从维熙来看他,竖起大拇指说:“你这辈子做人做得好,从来没有揭发过人,从来没有在作家朋友背后捅刀子。”他从未揭发过谁,总是通过各种办法磨过去。“文革”时,自己被批斗,他反而为批斗自己的女同事担心,担心她们说错了话,被人家抓把柄。

  上世纪80年代我见到林斤澜的时候,他跟我说过,一个作家别的可以不要,但祖国观念、人民观念一定要。这是我记得很深刻的一句话。表现在他身上就是:品好德高。这对于今后的文人有很大的作用,因为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个。

  程绍国:对于杨沫,林斤澜说杨沫的革命热情过高,她的写作就是“革命加爱情”,他觉得这是她的文学悲剧。沙汀其实骨子里是一个作家,但有时很骄纵。不过,沙汀曾跟林斤澜说过:“你觉得沈从文怎样?他是很好的作家。”这句话只能在私下里说,在那个年代,沈从文是反动作家的代名词。

  我是1923年出生的,日子是农历四月十七。一直记得这个日子,到老了才知道,那一天的阳历是6月1日,儿童节。嗬!奇怪的是,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是8月25日,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,我也不知道。也想过去派出所更正,可户籍警跟我说,这个改起来太麻烦,“你就凑合着用吧”,所以我就一直凑合着。

  我的名字说起来也很啰嗦。本来叫林庆澜,后来改名林斤澜。可老伴一辈子都叫我“阿杰”,是因为小时候外祖父喜欢我,给我改名鲁林杰,跟他姓。

  我1929年进的小学,就是父亲办的海坦镇沧河小学。然后读中学,温州中学。那时候就对两件事感兴趣,一个是文学,一个是革命。

  14岁那年初中毕业,赶上卢沟桥事变。我们那个热血啊,没心思读书了,要抗日!还记得毕业考试,考数学,一交完卷,我就把钢笔当投标,射出去,钉到了黑板上。老师同学都很惊怪,我平时很规格的,听话,是优秀学生,今天怎么一反常态,狂态毕现?疯了!然后就是没日没夜地参加抗日救亡宣传,我可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!

  后来从“抗日干部学校”出来,就去了温台山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,明里教书,暗地里搞地下活动,联络员。那真是脑袋拎在手里过活的日子。

  历次运动,我基本上都是平安度过的,说起来,我十多岁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,人间世故还是见过的,我写过一篇散文《籀》,拆开了就是“个个留一手”。

  从那次评论文章出来后,一直到“文革”,我只写了一篇小说,“文革”十年,我完全搁笔,一个字都没写。我在“文革”前出的集子,统统没有“序”,也没有“后记”,不请人写,自己也不写,就这么秃着,免得被揪。

  “文革”中我也挨过批斗,批斗时我只做到一点:没有表情。我也坐过“喷气式飞机”,扭着胳膊,弯着腰,很痛。扭我的是个工人作家,我疼得太厉害了,扭头去看他。他对我一笑,意思是,哎呀,总要意思意思嘛。我也不怪这人,他思想极左,为人极好。

  个人生活没什么好说的,我是出了名的能睡能吃,有一次作家代表团出访非洲,让我当团长,在埃塞俄比亚吃饭,对方陪吃的作家不停地问这个那个,我忙着回答应付,每顿都吃不饱,从那以后我可有了经验,出访坚决不当团长了。

  以前每天都喝酒,酒量还很大。高晓声、陆文夫、汪曾祺和我号称是“文坛酒中四仙”,现在就剩我一个了。

  我还收藏酒瓶,也喜欢跳舞,跳得还不错。不过我有恐高症,不喜欢坐飞机,我还信佛教。2003年召开了“世界温州人大会”,非让我去,他们发言,我就跟灵隐寺九十高龄的方丈木鱼偷偷地聊佛经,后来聊累了,我俩就一起趴在主席台上,睡着了。

  林斤澜,1923.6.1~2009.4.11,浙江温州人,1937年在闽浙抗日干部学校学习,不久转入温台地区的地下工作。

  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,1951年到北京市文联创作组从事剧本创作,担任过老舍的助手,之后又当过多年《北京文学》主编。

  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书——戏剧集《布谷》,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为短篇小说,一般取材于农民或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,讲究构思立意,风格清新隽永,独树一帜。

  代表作品有《台湾姑娘》、《头像》、《矮凳桥风情》、《十年大癔》等,被誉为“短篇小说圣手”。

  老舍1962年曾说:“在北京的作家中,今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,一个是汪曾祺,一个是林斤澜。”程绍国认为汪、林两人都是“成精”的作家。

  汪曾祺谈林斤澜的小说:“一下子看不明白,让人觉得陌生。这是他有意为之的。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,不希望似曾相识。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,而且确实是孤诣。”又说:“其实林斤澜的小说结构的精义,我看也只有一句:打破结构的常规。”林斤澜认为汪曾祺评其作品“无话则长,有话则短”是点到了穴位。

  孙犁是林斤澜尊敬的作家,孙犁说:“他(林斤澜)的作品,如果放在大观园里,他不是怡红院,更不是梨香院,而是栊翠庵,有点冷冷清清的味道,但这里确确实实储藏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品。”

  现代作家中,林斤澜最喜欢鲁迅和沈从文。程绍国认为,林斤澜先期的抒情与后期的深刻分别受到沈从文和鲁迅的影响。林斤澜曾与汪曾祺并称为“文坛双璧”,对于小说的最高境界,程绍国说,汪曾祺追求的是精致,而林斤澜追求的是极致。“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作品有一致的地方,都讲人性和人道。可从艺术的视觉来说,汪曾祺看到的是美,而林斤澜所见的是丑;汪曾祺表现美,是牧歌式的;林斤澜揭示丑,是批判现实式的。”

  刘心武说汪曾祺得到了充分评价,林斤澜没有。对此,林斤澜自己说过:“有的作家是现世报,有的作家是来世报,我可能是属于来世报的这一类。”

  而铁凝说:“林斤澜先生的文学道路,有两点最值得后人珍视。一是他对艺术的探索和讲究是那样纯粹。二是他一生甘于寂寞,不跟风,不追赶潮流,他是用自己的心在写作。他身上那种清贫的读书人的气质也特别值得我们怀念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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